1965年3月18日，一架歼-6战斗机紧紧跟随着台军RF-101侦察机逼近海域。飞行员高长吉肩负着来自指挥部的命令、油量限制和海域边界的重重压力，但他仍然选择加速开火，成功将敌机击落。这个成果传回基地后，他却并未受到应有的欢迎。因为之前关于“不准出海”的禁令早已明确，这一炮究竟是功还是过，让所有人陷入了沉默。大家心中都在琢磨：战场的纪律到底要如何应对那稍纵即逝的胜机？

1965年初，东南沿海的寒冬依旧未退。清晨的广东兴宁机场湿气弥漫，草叶上挂着滴水，机库的门口也只开了一道窄缝。工作人员在将歼-6推入机库时言语不多，而战斗机降落后也尽量避免在露天停留。这支来自空军第18师的作战分队于1964年底悄然抵达此地，副师长沈科带领的这支队伍，早已明白他们等待的不是普通目标，而是令沿海防空力量苦苦期待的RF-101侦察机。

RF-101这款美制侦察机，外形修长，动力强劲，常常能够利用低空飞行借助海面反射躲避雷达监测，并在接近目标后迅速爬升拍照。完成任务后，它一旦全速逃离，速度慢的歼-5往往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远去。自1962年以来，它多次侵犯大陆沿海，随之而来的警报、战斗机起飞的高压局面让飞行员们的心情如同压着一块巨石。

在一次复盘会上，沈科对此进行了分析，询问：“如果能更早发现，能不能把它挡在入陆的航线上？”作战参谋答道：“它低空接近时信号不稳定，等爬升时给我们的时间太短。”沈科提出：“既然如此，就要先判断它的入侵点，在它上升前将我方战机部署到更高的空域。”这句话为接下来的训练奠定了基础，全队在不断的训练中，专注于如何将雷达监测、指挥决策、战斗机定位与攻击紧密结合。

高长吉对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未曾抱怨。他是54大队的副大队长，飞行经验丰富，且在射击方面颇有造诣。训练结束后，其他飞行员大多数都下了座舱，而他却常常独自留在机舱内，反复在脑海中回顾刚才的飞行动作。他特别关注相对距离的把握，因为机炮射击受距离影响显著，太远则难以命中，太近则有碰撞的险情。

机务主任备感担忧地提醒：“歼-6虽然能追上目标，但持续加力油料消耗迅速，真正对敌时，操控同样重要。”高长吉点头：“仪表要时刻关照，目标绝不能放松，稍纵即逝的机会只在几秒钟内。”作为刚刚上手的超音速战斗机，歼-6虽然在速度上并不具绝对优势，但如果战斗机提前占据高空位置，再利用高度换取速度，就能在RF-101升速之前进入射击范围。

为了争取这些短暂的几秒，他们进行了百余次的模拟训练。雷达操作员刻意练习从混杂的海面信号中辨别敌机，标图员则需要迅速提供方位信息，而指挥员则在目标尚未明确时做出果断决策，飞行员不断练习急速转弯、减速搜索和高速追踪。随着训练越来越真实，禁令也愈发显得沉重：战斗机不可私自出海作战。这条禁令源于复杂的国际形势，越界追击将使得防空战斗拓展到更为难以控制的区域，前线指挥官都将此视为毛主席亲自下达的警告。

在一次模拟演练中，假想敌在遭遇拦截后掉头逃向海域，此时高长吉的航迹也不自觉地向外延伸。沈科果断叫停，询问高长吉：“如果到了边界该怎么办？”高长吉思索后回答：“如果在境内能解决，就绝不把问题留到海上。但真到了那个时刻，还是要考虑距离、油量及敌机动向。”这话并非放松人心的答案，却是飞行员在面对真实战斗时最诚恳的回应。

地面作战指挥可以在地图上画出清晰的界限，但不料在万米高空中没有标志，战斗机一秒钟内便能飞出数百米。目标、命令和边界的瞬息万变让人难以把握。沈科没有继续追问，而是重新开始演练，要求各队员提高发现时间与占位准确度，以避免高长吉直面最严峻的选择。

然而RF-101依然没有出现。机库外的风向变化，潮湿加重。值班人员每天不断检查通讯、雷达和起飞信号，而飞行员们则等候着解除警报的时刻转瞬而逝。两个多月没有行动，众人的耐性已是接近极限。越是平静，越不能放松警惕，因为众所皆知，敌人也在密切注视着，侦察机终究会回来，并且很可能沿着它们最熟悉的航线出现。

在3月18日的清晨，突然间值班室的电话响起，情报显示两架RF-101从台湾桃园方向起飞。沈科放下电话，走到海图上，仅简短叮嘱一句：“各号进入位置。”指挥迅速展开，歼-6被牵引到跑道，高长吉集中精神戴上头盔，迈入座舱，机务人员拔掉最后的保险销，并向他致意。